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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8-18 18:36:40来源:本站 作者: 点击:
  

  常设机构能否准确判定是数字经济对税收政策带来的核心挑战之一。在经济数字化背景下,数字化常设机构以更加完善地衡量显著经济存在的替代方式,成为现行常设机构概念的重要补充。从国际层面看,数字化常设机构概念可以作为一个新条款引入经合组织或联合国的税收协定范本中,或被设计为税收协定范本第5条的一个新段落。从国内层面看,数字化常设机构的判定应立足于总收入金额、用户数量和B2B型合同数量等定性与定量指标的运用。此外,其他临时性征税措施并不利于数字经济的长期发展。因此,如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共识性的数字经济征税方案,必须首先引入数字化常设机构定义与判定规则。

  在BEPS第1项行动中,OECD认识到数字化及由此产生的数字商业模式为国际税收带来了诸多挑战。按照OECD观点,对数字化企业征税的根本问题在于这些企业位于各个国家的数字存在(digitalpresence)无法在传统税收规则下找到征税对象,数字经济的税法规制正面临失灵。另一方面,全球经济数字化正迈入快速发展阶段,几乎渗透到社会所有领域。如何抓住确保数字化企业与传统企业之间税收公平的数字机遇,已成为当前国际税收改革面临的重要机遇与挑战。由于常设机构不仅是一国税务当局对非居民企业主张税收管辖权的法律基石,也是确定数字利润分配规则的衡量标准。因此,对税收联结度的重要判定标准——常设机构(以下简称“PE”)的规则调整进行深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OECD税收协定范本(以下简称“MC”)第5条第1段基于固定营业场所概念明确了“常设机构”一词的一般定义,内容如下:

  “在本协定中,‘常设机构’一词是指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经营的固定营业场所。”

  OECDMC第5条第2段提供了一个非详尽的列举。这些例子可以作为PE认定的初步证据。值得注意的是,OECDMC第5条第2段的例子要构成PE必须先满足该条第1段一般性定义要求。相应地,OECDMC第5条第4段详细列举了不被视为构成PE的商业活动,即便这些活动符合该条第1段一般性定义要求。通常,这些活动基本上属于准备性或辅助性活动。而该规则的设计目的是防止企业在开展次要活动的国家也承担纳税义务。此外,OECDMC对PE的定义还包括其他两个条款,即第5条第5段和第6段,明确“有权代表企业行使,并经常在缔约国内以企业名义行使签订合同权力”的人,也可被认定为PE.

  总的来说,UNMC第5条复制了OECDMC第5条的内容。但是,由于UNMC意在实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税收利益的妥协,故其同OECDMC存在一些差异,而这些差异多半是想确保来源国能保留某些征税权。其中,最重要的差异之一在于,UNMC已包含了构成服务型PE的规定。第5条第3段(b)节内容如下:

  “(b)提供服务,包括咨询服务,系由企业通过雇员或企业出于服务的目的而聘用的其他人员提供,而且仅当此性质的活动在某缔约国(针对同一项目或一个关联项目)持续的时间,在开始或终止于相关财政年度中的任何12个月期间内累计超过183天。”

  因此,UNMC并未将固定营业场所作为企业在一国拥有PE的必要条件。即使在一国内没有固定营业场所,企业在来源国提供服务也可能导致构成PE.UNMC第5条PE概念的外延主要与技术和其他咨询服务有关。另外,也有一些关于修订UNMC的讨论,旨在解决网络服务问题。

  从现行定义可以看出,PE概念是税收协定的核心条款之一,除非外国企业在一国拥有PE,否则该国无权对该企业的所得征税,这也就意味着物理存在的必要性。然而,数字经济下相关物理存在显著减少,因此,前述定义可能需要调整以准确反映数字商业模式。

  从现行OECDMC和UNMC关于PE的定义可以看出,国际税收规则仍保留以物理存在作为PE构成的必要条件。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数字化跨国企业将持续在低税收管辖区和国际税制漏洞下获利。根据税收中性原则,相似情况应得到相似待遇,因此有必要调整PE概念以涵盖独立构成数字存在的跨国企业。

  正如欧盟委员会指出,“国际税收规则应超越避税和逃税的层面,须同时适用于数字经济和更多传统经济行业。该规则建构不但要强调保护公平竞争环境的紧迫性,还要确保数字经济企业在正确的管辖区内缴纳公平份额的税收,以保证内部市场的所有企业享有增长和发展的公平条件。”因此,当跨国企业仅通过数字渠道在一个国家提供服务时,缺乏的物理存在不应成为妨碍各国就数字企业在该国开展活动获得的数字企业利润征收公平份额税收的理由。然而,为了对数字活动的有关利润征税,必须选择一个适当的联结度规则。

  由此,新的数字化常设机构(以下简称“数字化PE”)概念应运而生。数字化PE概念应保持同国际税收确立的基本规则一致的基础上对现行PE定义进行完善。数字化PE的设计目标系作为一种在来源国和居住国之间以公平一致的方法分配征税权的法律工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它需要被国际税收界所接受。一种路径是将其作为OECD与UNMC第5条的一个新段落来实现。此举不仅意味着国际税收规则将被修订,而且各国的PE定义也需随其修改——希望遵从数字化PE定义的国家必须修改其国内税法。

  当然,仅通过解释现行规定来实现上述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MC第5条第1段的措辞已将PE定义为一个“固定的”营业场所,且范本注释明确PE“必须建立在一个具有某种程度的永久性的独特场所之上”。申言之,固定营业场所这一要求意味着,缔约国另一方仅在两种情形下才允许对企业利润征税,即存在与该国密集的经济联系,或者“处于企业掌控下的有形场所”。因此,大多数文献认为应修订OECDMC第5条的现行定义。有学者甚至提出应在MC中增加有关“数字化存在”的独立条款。基于这些讨论,引入数字化PE概念的唯一可能是修订OECDMC及其范本注释。

  为妥善解决数字化PE问题,OECD审视了联结度替代性定义的运用。相应地,OECD用“显著经济存在(SEP)”这一术语作为“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有规律地持续参与一国经济生活而不在该国拥有物理存在情形”的定义。此类SEP可能会被视为在来源国建立PE.对于企业何时在来源国构成SEP的问题上,需要相关各方达成共识。可能的判定指标可以是定量因素或定性因素。在定量因素方面,当企业达到一定的注册数量或活跃用户,或者通过市场或成本投入获得的总收入额达到一定数量时,可以认定其达到SEP的判定标准。而在定性因素方面,如当地域名、当地专用数字平台或当地付款方式的选择,均可作为SEP的判定门槛。

  “如果一个缔约国的居民企业接入(或提供)的电子应用软件、数据库、在线市场或存储空间的访问,或在每个月注册超过1000名居住在缔约国另一方的个人用户使用的网站或电子应用软件上提供广告服务,且上述在缔约国另一方提供的服务带来的收入总额超过每年×××(欧元、美元、英镑、人民币、法郎等),则该企业应被视为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设有常设机构。”

  该提案主要侧重于定量因素,即追踪了由特定国家产生的用户数量和收入额。鉴于产生的用户数量和收入额都是以相当笼统的方式措辞的,故还需进一步加以定义。

  通常,用户数量因素可以通过覆盖注册用户、活跃用户或以网络提供的实际支付资金交易用户的数量来考量。本文认为,应选择访问网站或使用应用软件的活跃用户数量作为计数标准——因为活跃用户数量最能反映出特定国家中数字商业融入消费者的程度。然而,在数字化PE中引入收入门槛条款显得十分复杂。当解释在一个缔约国内产生的收入额时,可以理解为来自网站的特定客户交易产生的收入额。这意味着每个在网站上销售与下载的产品都构成收入额的一部分。或者,在消费者不需要为使用网站而支付一笔钱的情形下,收入额也可以理解为利用在特定国家产生的用户数据的后续交易收入。

  事实上,技术进步似乎导致这样一个事实:当企业没有数字产品出售给客户,而仅仅是向客户提供一个平台时,其商业模式也可能成功运营。例如,在云中存储数据变得比在硬件驱动器上存储数据更为普遍,应用软件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被在线提供。又如,谷歌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免费的电子邮件、在线存储、在线地图等服务。此外,易贝、脸书、亚马逊甚至在线报纸都采取了无需客户为使用服务而支付费用的商业运营模式。换言之,客户不需要签订合同,也不需要为访问平台支付任何费用。而前述方法只计算所签合同产生的收入额,并不会为提供“免费”服务的实体确立一个理想的联结度。

  当然,上述服务并非完全免费,因为其商业模式的功能是通过从客户收集的数据来创造价值。24例如,谷歌的确“免费”运营搜索引擎,但它可以出售收集到的用户数据,并出售那些在搜索结果出现前就显示给用户的广告位。此类商业模式要求税收规则的设计有必要将从消费者所在地收集的数据中产生的收入额考虑在内。因此,当计算由特定国家产生的收入额时,此门槛不仅应涵盖客户支付的交易金额,还应包括企业基于收集消费者数据而开展交易的金额。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数据可能在消费者所在地被收集,这些数据也可能在另一个国家进行分析。此外,对于确定多少收入额可归因于收集和分析数据的价值创造这一问题上,也存在衡量难度。例如,税收规则的设计可以基于原始数据进行价值分配,也可以利用来源于特定国家并已出售给第三方的处理后数据来分配价值。无论如何,在实践中设置收入额门槛可能存在许多问题。一方面,如果收入额门槛只考虑对顾客的销售收入,那么,它只能囊括数字经济中的少量业务;另一方面,如果收入额门槛也包括数据利用的价值创造,则来源国的税务当局将难以确定该价值归属。

  数字化PE判定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互联网上存在的网站或应用软件并不归属于任何特定的国家,故仅使用定量因素加以甄别可能不够全面。这意味着任何人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访问网站或应用软件。为了避免因访问网站的事实结果无意中创建PE,故数字化PE的判定规则中可以包含额外的定性因素。据此,可将当地域名的存在、当地语言的使用、当地付款方式的选择或其他当地基础设施的使用作为定性因素包含在提案中。

  这些定性因素可以在提案的第一句中被提及,并使用“提供访问权”(providesaccessto)这一措词。该措词还需在OECDMC注释中加以详细界定。为了确立税收联结度规则,对于特定网站或应用软件的访问权限需明确在特定国家被提供。通过法律解释,提供网站访问权限可被理解为该网站使用当地域名(当地语言),或在特定国家提供支付或快递服务等类似服务。这些定性因素的设计目的在于体现企业的商业模式是否融入特定国家的客户群。

  前述关于数字化PE条款的提案并非当前各方已提出的唯一建议。对此,欧盟采纳了关于“应对数字经济利润征税挑战”的结论,提出了一项旨在对欧盟内开展数字化运营的无物理商业实体存在的国际企业确立联结度的建议。该建议是爱沙尼亚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2017年7月至12月)推动的主要议题之一,其也将在奥地利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2018年7月开始)继续进行。按照欧盟建议,该税收联结度被称为“显著数字存在”(以下简称“SDP”),包括了什么是数字化PE构成要素的定义。如果企业符合以下三项标准之一,将被视为拥有PE:

  “1.在纳税期内获得总收入额的一定比例,系来源于该纳税期内向位于某一成员国的用户提供数字服务所取得的总收入额超过7000000欧元;

  2.在纳税期内位于某一成员国的一项或多项数字服务的用户数量超过100000人;

  3.位于某一成员国的用户在纳税期内签订的任何关于此类数字服务的商业合同数量超过3000份。“

  前文所述的第一个提案由学者提出,其内容聚焦在MC中确立数字化PE定义,但目前仍未被任何国际社会或任何国家所采纳。这意味着它可以作为一个新条款被引入OECDMC,或被设计为MC第5条的一个新段落。它承认当前PE概念的所有功能,如数字化PE既可作为向国家分配征税权和向PE分配利润的法律工具,又可作为重要数字活动的衡量门槛。此外,它还指出PE概念正在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PE概念需要作出改变。

  相比之下,欧盟建议侧重于在各成员国税法中引入数字化PE定义。其目的在于建立欧盟管辖区内的应税联结度,即如果满足上述三项标准中的任一项,则企业将被视为拥有SDP.建议使用三种不同标准的目的在于适应各种商业模式。在某些商业模式下,用户群体庞大,但每个用户的贡献度较低,而在其他商业模式下,用户群体可能较小,但每个用户却可能贡献出实质性金额。

  依次来看,欧盟建议的第一个标准依赖于向位于特定成员国客户提供数字服务所产生的收入额。该款“位于”(located)一词意味着客户不必是成员国的居民。这一措辞与确保来源地国家拥有征税权的政策目标是一致的——因为客户的居民身份与此并不相关。该措辞也可能意味着,不仅企业与客户签订的合同将被纳入收入门槛判定标准中,而且企业对用户数据的利用而产生的交易也需纳入其中考量。对此,前文已提出相关批评意见,即可能难以确定原始数据或处理后的数据是否能被用作价值来源的代替性衡量标准,也可能难以将价值分配到这些数据上。

  第二个标准依赖于市场参与度。它同样关注“位于”成员国的用户。如前所述,用户门槛设定同注册的、活跃的或付费的用户数量相关。本文认为,以活跃用户数量为代替性指标可能最适当。当然,即便欧盟最终采取了不同的衡量方法,那么,该方法也应在税收协定和国内税法中得到一致适用。

  第三个标准涉及企业对企业(B2B)提供数字服务的合同数量。由于B2B的合同价值可能高于最终消费者,故这个门槛设定的数量明显低于前面提到的两个门槛。与其他两个门槛一样,“位于”一词也并不意味着企业在合同缔约国构成居民身份。但是,对于企业来说,确定企业所在地可能更为困难。根据欧盟建议对消费者的解释内容,企业家前往不同国家签订合同时,其签约所在国就会被认定到门槛数量之中。由于政策设计出于确保来源国征税权的预期目标考量,这样的解释可能看起来有点奇怪,但正是这种不遵循形式主义的解释方式或许更令人信服。

  倘若引入数字化PE条款,需以综合性方式实施。这意味着该条款将突破现行税收协定,而各国仅将其引入本国税制的做法,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欧盟指出其数字化PE建议将“影响在欧盟注册或建立的企业纳税人,以及影响来自于同欧盟成员国未签有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非欧盟国家的在欧盟注册或建立的企业”。尽管这些实施措施高度契合这些国家的税收协定,但却使数字化PE条款无法延展到现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条款中来。另一方面,若仅在税收协定中引入数字化PE条款,因各国国内法缺乏相应规定,各国仍不能行使税收协定赋予它们的征税权。鉴于双边税收协定只能分配已经存在的征税权,而并不会为一个国家创造新的征税权。因此,为彻底引入数字化PE概念,有必要在国内税法和国际税收协定这两个层面均进行修订。

  对此,改革进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应归属于数字化PE的利润。按照现行利润归属原则,这将是一项相当困难的工作。目前,OECD授权方法(AOA)假设PE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侧重于基于功能、资产和风险因素分析的利润分配方法。即便存在一种数字化PE,但由于将哪些资产、功能和风险归因于一个网站是存在争议的,其利润分配也会变得十分困难。对此,如选择以公式分配法或以视同利润为基础分配法的代替性方案,还需进一步讨论。

  此外,当使用收入额作为应税存在的确定门槛时,对于如何衡量数据产生的收入还不完全清楚。一方面,评估这些数据价值以确定可以归结于其上的收入有多少,可能很困难。另一方面,更加微妙的问题是,哪个管辖区有权对数据分析所带来价值创造的哪一部分征税,难以明确。例如,数据在A国收集,在B国进行分析,受益于数据分析结果的实体位于C国。更复杂的情境可能还要考虑到收集和分析的是哪些人的数据,即数据的所有权可能属于居住在D国的人,以及收集分析这些数据的目的可能是用于进入E国的新市场。为了在来源国建立联结度,本文认为A国和B国都有理由考虑这些数据产生的部分收入,以确定数字化PE的收入额门槛是否达标。

  不言而喻,引入数字化PE新概念需要G20/OECD成员国达成共识。但是,为了消除目前数字化跨国企业在国际税收上享受到的有利待遇,一些国家已经出台了对数字交易征税的措施。这些措施的范围涵盖防止数字化跨国企业侵蚀税基的特定反滥用规则、数字交易的一般预提税,以及更为具体的流转税。

  第一,这些措施包括解决跨国企业侵蚀税基问题的特定反滥用规则。例如,澳大利亚和英国出台了一项名为“转移利润税”(DPT)的立法。在英国,DPT针对那些采取特定安排将利润转移出英国的跨国企业,其手段可能是通过业务架构调整来避免企业本身构成PE,或者实施缺乏经济实质的支付行为(或在交易流向的最终国家/地区设立一家缺乏经济实质的低税率企业)。英国的DPT对于被认定为人为转移出英国的那部分收入课征25%的税率,且该规则适用于2015年4月1日之后产生的利润。而澳大利亚的DPT适用40%的税率,其税基是被认定为通过不具有经济实质的关联交易而转移出澳大利亚,且造成该企业产生于澳大利亚收入的应缴税款减少20%以上的那部分利润。

  第二,对数字商品或服务的某些付款征收预提税。这种预提税不会在来源国创建应税存在,但会提高来源国税收的可收取性和可执行性。在现有研究文献中,有人建议将全球预提税作为一种征收机制,这将使得预提税适用于全球所有B2B的跨境交易。但是,就这种预提税达成全球共识的可能性是值得怀疑的。

  第三,可能引入基于网站使用的字节数而征收的“带宽税”或“比特税”。OECD在BEPS第1项行动计划草案讨论稿中提出了此建议。带宽税将遵循互联网速度的“渐进性”概念,其内容包含具有不同税级的累进性因素,具体征税数额取决于企业的规模与营业额。

  当然,一些国家已经对具体的数字交易引入了额外的流转税。例如,印度政府对非居民电子商务企业从印度赚取的在线广告收入征收均衡税。该项税收于2016年6月1日生效,其目的在于从支付给在印度不构成PE的非居民企业的金额中扣除6%的均衡税。

  而作为进一步的发展案例,意大利在2018年预算法中引入了数字交易税(ataxondigitaltransactions)。这种所谓的“网络税”(webtax)对每笔数字交易的价值按3%的税率计征。这项税收由服务的买方(意大利居民企业)进行预提,其负税人是在一个日历年内提供超过3000笔数字B2B交易的居民和非居民企业。该方案构成了一种不属于意大利所得税征收范围的额外税收,并将从2019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

  对于广告税方面,匈牙利对广告位销售的净收入征收7.5%的广告税,纳税人是广告销售收入超过1亿匈牙利福林的企业。此外,美国芝加哥市明确将提供云服务的行为纳入其个人财产租赁交易税种的征税范围内,以解决与数据库有关服务收入的课税问题,即对非占有式计算机租赁和流式传输(即电子娱乐传输)征税。

  在关于数字经济的其他征税手段方面,欧盟关于数字经济征税的临时性解决方案也值得研究。欧盟提出的数字服务税(DST)将涵盖目前在欧盟未被征税的数字活动。DST将按照3%的税率对某些未被征税的数字活动产生的总收入额进行征税。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方案,DST仅在数字化PE相关条款落地实施后才会开始征收。

  尽管本文列举的案例并不全面,但已表明在没有共同解决方案的前提下,各国纷纷采取单边行动以确保数字化企业在本国缴纳“公平份额”的税收。这些措施旨在保护各国的税收收入与税收主权。的确,这些单边措施可能会捕捉到一些本来可以逃避税收的企业。52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各国都采取对数字经济活动额外征税的做法。倘若不同国家引入不同形式的征税方案,很可能导致对同一笔收入的双重征税。

  如果税款以预提税的形式征收,则将以总收入额为税基课征,但该方案并未考虑到非居民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征费用。重要的是,对总收入额征收预提税可能会导致双重征税和连锁税收负担。更令人担忧的是,它们可能不符合欧盟基本的自由流动原则,或者波及这些国家的间接税征管。此外,由于许多数字供应品是由企业直接向消费者提供的,因消费者很难承担代扣代缴预提税的责任,故预提税方案可能难以涵盖此类数字交易并得以有效征收。

  由于税收不应妨碍数字经济的发展,长期而言对于数字交易采取这种明确的单边税收措施可能不是最优选择。例如,OECD关于BEPS第1项行动计划草案讨论稿提到的“比特税”仅适用于互联网的使用环节,可能会阻碍网络连接设备(如物联网)方面的技术进步。

  经济数字化的国际税收舞台正上演一场轰轰烈烈的重大变革。数字化PE作为国际税收规则建构的新挑战和新目标,进一步扩大了在国际层面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推动各国更有效地打击逃避税以及对国际数字流动要素征税的同时,必须在相关国家之间维持一个恰当的、平衡的数字经济税收收入的征收分配政策。无论如何,作出是否修改现行PE概念的决定必然是解决好当下数字经济课税问题的第一步。考虑到PE概念可能会导致传统的来源国与居民国之间税收管辖权的分配变化,故这一决定只能从税收政策角度加以审视。征税权将根据与过去不同的原则进行重新分配,这意味着“传统”居民国家的税收收入可能会低于预期。而解决问题的第二步是要讨论如何在技术上实施数字化PE条款,并相应地选择数字化PE门槛,以保证数字活动征税权的均衡分配。

  诚然,OECD的重要使命就是让国际税收机制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要求。实践表明,在国际层面达成共识颇具挑战性。OECD于2018年3月16日发布的“中期报告”明确了在2020年之前关注经济数字化和相应国际税收规则的工作方向。该报告对某些高度数字化的商业模式和价值创造中的常见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但是,因为这些国家无法就如何对数字经济征税达成共识,中期报告没有向各国提出任何具体建议。由于“一些国家反对采取这些措施,因为无论这些措施采用了何种设计方案,它们都可能会引起风险和不利后果”,因此,各国还没有就实施数字经济临时课税措施的优点或需求达成全面共识。鉴于数字经济的复杂性和任何额外税收可能导致的深远后果以及需要考虑的其他众多问题,全球层面解决数字经济税收问题仍困难重重。

  另一方面,欧盟于2018年3月公布征税建议的内容,包括对具有SDP的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则,换言之,就是建立数字化PE规则。欧盟建议的公布是国际税收制度发展中的一个潜在的里程碑时刻。然而,这也导致了一种富有挑战性的局面,因为欧盟委员会和OECD都在致力于应对数字化企业征税的挑战。这两个多边机构在数字经济税收问题上确实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欧盟委员会指出,数字化PE的挑战具有全球性,理想的途径是找到多边适用的解决方案。然而,一些OECD成员国反对出台对数字经济征税的新规则。美国财政部长斯蒂芬。努姆钦在2018年3月16日的发言中强调了这些观点,他指出“美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提出的单独针对数字化企业的征税建议。其中一些公司是美国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平添新的和多余的税收负担将抑制企业发展,最终损害美国工人和消费者的利益。我完全支持国际合作,以应对现代经济带来的更为广泛的税收挑战,并使国际税收制度处于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

  中国古人说:“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构建全球性应对数字经济挑战的税收规则方案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理论界与实务界一代又一代人长期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尽管当前各国对数字经济税收规制的法律规则缺乏统一性,但国际上已有一些关于数字化PE条款的范本提出。相信在多方共同努力之下,以推动数字化PE改革为契机,一定能在经济数字化全球税收协调与治理进程中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共同书写全球规则,实现共赢共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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